新大众文艺时代媒体何为?_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确立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标志着这一大众参与、技术驱动的文艺新形态，完成了从社会自发现象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的历史性跃升。

当前，新大众文艺在展现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与产业能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全民创作”的海量内容与“品质引领”的稀缺并存，“算法效率”的精准分发与“审美多样性”的生态失衡交织，“圈层繁荣”的内部活力与“公共对话”的缺失形成反差。在此关键阶段，作为信息传播、价值引领和生态建构核心力量的媒体，能否超越传统的观察与报道功能，主动介入并有效塑造这一新兴文艺生态的健康发展，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时代课题。为此，《中国记者》编辑部约请媒体、文化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和资深从业人士，聚焦媒体的具体功能与实践定位，从内容生产、传播创新、技术伦理、生态体系等维度，进行了一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思想碰撞。

主持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权已广泛下沉，主流媒体的核心角色是否应从“事后的报道者”转变为“进程的引领者与组织者”？若是，这种引领应通过哪些具体作为来实现？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从2024年“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写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从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到成为国家顶层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新大众文艺已经溢出文艺的边界，而成为一种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社会景观，沉浸式地成为“无边的现实”。

与新大众文艺绑定的“互联网条件下”，深刻表明了新大众文艺之新新在何处。在“互联网条件下”来体察新大众文艺，我们看到的是媒介化生存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在。而媒体作为组成“互联网条件下”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媒介化生存的重要景观之一，与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当然，这里的媒体并不是指向单一的媒体形态，而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媒体共同体”。这个正在经历复杂转型、其内涵与外延已经极大拓展的“媒体共同体”，如何在人的媒介化生存浪潮中，来观照作为人的媒介化生存映射的新大众文艺？特别是在传统文艺批评面对新大众文艺很多时候失语、失焦、失范、失灵、失效的情况下，媒体能否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构建人的媒介化生存“孵化”出来的新大众文艺评价标准？这确实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新问题、大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新大众文艺是中国文艺“人民性”传统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形态，具有网络原生性、公共鉴赏性、大众生活与传统艺术互渗性等核心特征。主流媒体必须把握好其“网、众、融”三大特征做好转变，才能坚守好新大众文艺时代的思想文化主阵地。

一是从“议程设置”转变为“价值设置”。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议程、公众议程、群体议程相互交织，“议程设置”不再为主流媒体独享。新大众文艺首先带来的变化是“量”的激增，主流媒体不应关注泡沫化的“多”、同质化的“快”、表面化的“新”，而要在内容流量和文化价值之间再定位。主流媒体应从纷繁快速的新大众文化中发挥“深”的功夫，在大众作品中投射国家发展与时代进步，谱写当代中国人精神图谱。要发挥各自优势做好垂类内容深耕，比如关注特定人群、特定题材，围绕分众诉求重构内部媒体矩阵。做好自有客户端的同时，在各大内容平台上发挥短视频等优势，保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即时生成力，实现形态互补、传播互联。围绕热点“做深做全”，把完整的时代现场、时代发展展现出来，让时代价值导向、文化旨趣、精神力量彰显出来。

二是从“媒体传播”转变为“大众艺术创作引擎”。在人工智能时代，大众文艺创作将更加蓬勃，主流媒体需要把“向大众传播”和“由大众生产”结合起来。主流媒体最大的资源是“高质量数据集”，具备在人工智能条件下部署让用户参与高品质内容生产的智能体条件，通过构建起覆盖广泛、更新及时、检索便捷的艺术创作数据库，集纳优秀作品、学术成果等内容，辅助大众艺术创作时的策划、审校、宣推等工作，为社会创作者提供全链条智能化支持，充分释放大众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大众创作已从自发现象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主流媒体的角色已不再是单纯的内容传播者，而应成为生态引领者、规则构建者、价值守护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新大众文艺从“规模繁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新大众文艺在释放全民创造力的同时，也存在创作同质化、价值导向模糊等问题。作为主流媒体，应该聚焦“文化传承”“现实关照”“创新表达”等核心议题，通过专业评论、主题策划等方式，引导创作者跳出“流量焦虑”，扎根时代生活与传统文化土壤；在平台搭建上，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创作交流空间，让基层创作者与专业团队实现平等对话，促进优质资源向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倾斜；同时，联合行业机构、学界力量共同制定创作规范与评价标准，划清低俗化、猎奇化的行为底线。

在具体实践上，新华网在2025年成立了短剧共创中心，为草根创作者、专业团队、青年新人提供创作孵化、版权保护、产业对接的全链条服务；连续两年在福建平潭岛举办海岛合唱大会，汇聚国内外40余支阿卡贝拉乐团、近600位创作者，打造大众音乐创作者的交流展示舞台；依托《新华网文化观察》《文化中国》等核心栏目，持续挖掘基层创作者的作品与故事，引导行业将目光从“流量”转向“价值”。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在新大众文艺的汪洋中，媒体当然不能再安坐于岸，以旁观者姿态记录潮起潮落。我们必须踏入洪流，成为置身其中的参与者与共创者，与万千创作者平等对话、并肩创作，在众声喧哗中共同编织这个时代的文艺图景。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置身其中”不等于“淹没其中”。媒体的独特价值，在于积极置身而仍能立定方向，进而努力成为洪流中的“引领者”。这种引领，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训导，而是一种浸润式的存在：我们需立起与自身主责主业强相关的“人设”。对《北京文史》而言，那便是深耕北京历史文化的专业形象。我们要做到“权威而不要教条”：权威源于学养积淀，教条则来自话语霸权。唯有如此，媒体才能既“下水”又“引航”，在拥抱新大众文艺的同时，守住价值罗盘的精准指向。

主持人：许多优秀作品困于特定圈层。媒体，特别是拥有跨圈层公信力的机构，有哪些破圈传播的新策略？ 如何利用自身的权威背书、整合传播资源，将小众精品推入公共视野，并引导其成为有价值的公共文化话题？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近些年，很多主流媒体都在破解质量与流量困局中给出精彩答案，主要的策略包括：

突出价值导向，驱动跨圈层传播。主流媒体的传播阵地已从“传统主场”到“互联网主战场”转移，但不能单纯依赖并陷入“短频快泛”的流量逻辑，要策划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深度话题，提升“公共能见度”，通过具有思想性、文化性、公共性的专业深度内容吸引受众、留住受众，实现从“小众精品”到“公共话题”的跃升。比如围绕“昆仑石刻”的学术争鸣，光明日报辟出专版，在报、网、端、微、号各传播端，邀请各领域专家、千万读者进行立体式讨论，实现了跨圈层传播。

积蓄“权威势能”，转化为“信任担保”。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本身具有破圈势能，在追求快节奏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应通过设置垂类内容专题或品牌IP，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将大众追求的网感提升为主流媒体特有的好文风、清朗气，用思考锐度、人文质感激发原创动力、带动媒体融合，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保持内容定力与比较优势，将媒体权威性转化为“话题信用担保”，赢得受众信任。

深耕年轻群体，推动主流文化破圈传播。主动整合主流媒体内部资源，推动年轻人开设项目制工作室、个人工作室，以青年人喜欢的题材、内容和形态进行策划制作，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可传播的轻量化产品，将故事化、场景化、情感化的叙事替代传统报道，通过媒体矩阵分发放大。如央视网积极探索主流文化、青春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融合共生，推出的青年思政典型报道《青春华章·青春问答》，采取创意竖屏微视频的方式，主打快节奏、网感化、年轻态，8期节目全网播放量超1亿。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优秀作品困于圈层，核心矛盾在于趣缘认同难以自然转化为公共价值。拥有跨圈层公信力的媒体，其破圈之道不在于比拼“流量技巧”，而在于将圈层语言转化为公共议题，将审美偏好凝聚为时代共识。一是推动价值升维，从作品推介升维至文化定义。媒体应为小众精品赋予“文化标本”属性，通过深度评论与文化阐释，揭示其何以反映集体情绪、何以承袭中华美学精神。这种“定义权”的行使，能将作品从圈层消费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现象。二是完成议题共振，将个体叙事接入宏大叙事。媒体应主动设置议程，将优秀作品与时代主题进行创造性链接。这种结合既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又为主流价值提供了鲜活注脚，使跨圈层关注成为可能。三是搭建对话场域，推动观众从围观到参与的转化。通过策划跨界对话、发起公共讨论，将一次性传播延展为持续性社会对话，引导公众围绕作品承载的真善美形成有价值的公共文化议题。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新大众文艺的圈层化特征，使得优质小众作品往往困于特定社群，难以进入公共视野，这既限制了作品的传播价值，也不利于文艺生态的整体繁荣。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跨圈层的公信力与全媒体传播网络，能够成为优质内容破圈的重要桥梁，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主流媒体应该进一步做好价值挖掘，深入解读优质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将圈层文化与公共话题、时代主题相结合，让小众作品拥有更广泛的情感共鸣点。

例如，对于优秀的民间音乐、基层创作者的文学作品，不仅要通过技术手段扩大传播范围，更要挖掘其背后的创作故事与精神价值，让作品超越圈层界限，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与讨论。这种跨圈层传播既要尊重圈层文化的独特性，又要找到其与公共文化的契合点，实现圈内外的有效对话，让新大众文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得到充分展现。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破圈，从来不应是传播所刻意追逐的目的，而是优质内容水到渠成理应获得的结果。那些被困于算法孤岛的小众精品，其传播半径的局限，不在于内容本身的“小众”属性，而在于它与主流世界的结合点尚未被精准发现。就像一块璞玉，缺的只是恰到好处的雕琢与展陈。

媒体凭借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有责任对优质作品进行定向扶持，为其提供破圈传播的专业指导，帮助创作者梳理内容的公共价值、提炼与主流对话的切入点、设计从圈层走向大众的叙事路径。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职责，也是媒体的价值所在。

媒体本身拥有天然的破圈基因，在媒体的两端，连接着不同的领域、行业与人群，主动促成小众文艺与旅游、教育、城市品牌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在合作中扮演牵线的红娘与主流的放大器，正是媒体主动担当的体现。当一部纪录片的声音成为城市漫步的背景，当一组插画激活一条老街的文化记忆，小众便在与主流的共振中，实现了最动人的破圈。

主持人：AI（人工智能）正改写内容生产的传统范式，媒体在积极运用AI提效增能的同时，应如何划定伦理红线，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以规避技术异化风险，捍卫主流文化的价值底色？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在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态中，生成式AI带来的革新，本质是生产工具的迭代，而非文艺创作本质的颠覆。媒体在拥抱技术红利时，必须首先确立AI应作为认知的延伸工具，而非价值判断的替代主体。在版权维度，应倡导“数据溯源与贡献者权益”原则。明确标注AI生成内容的素材来源与改编程度，确保原始创作者的知情同意与利益分享。在真实性层面，践行“标识义务与透明性”原则，对AI生成内容实施强制性水印或元数据标记，维护受众的知情权；同时建立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机制，避免算法幻觉通过媒体公信力渠道扩散。最根本的是坚守“人文精神守护”原则。媒体应当拒绝以审美降维为数据模式的机械重组，保持对技术输出结果的批判性审视。具体而言，在涉及历史叙事、价值阐释、情感共鸣的内容生产中，必须保留人类编辑的最终裁量权，防止算法偏见与文化刻板印象的放大。技术应用的边界应止于“效率提升”，而非“意义生成”，以此防止文化生产沦为概率计算的技术副产品，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人文价值的增值而非贬值。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一是坚守真实性底线，杜绝“虚构”侵蚀“事实”。在积极应用AI时，必须明确模糊新闻事实、客观报道与虚构创作的界限，必须明确根据相关政策规定标注AI参与程度。建立“人机协同审核”模式，强化政治把关、事实核查、信源追溯，确保核心事实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例如，央视网在AIGC栏目《AI奇谈》中，虽用AI技术呈现历史场景，但严格依据史料进行内容校准。

二是尊重创作主体性，把好版权与原创性边界。推动“版权声明+技术溯源”双向版权保护，强调主流媒体自有和公共数据权属管理。作为主流媒体，禁止未经授权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数据训练AI模型；AI生成内容若涉及他人作品要素，需获得授权或符合合理使用原则。积极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媒体创造力发展，借助算力算法，动态捕捉受众的兴趣偏好、停留时长、互动频次等基础参数，实现精准创造、分发。

三是警惕技术主导，守护人文精神的核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在AI辅助媒体工作时，坚守主流媒体在价值导向、情感共鸣、伦理抉择中的核心作用，将媒体的价值要求、伦理原则、主流话语体系转化为可量化的算法参数，对算法模型进行偏见检测与修正，确保内容的人文质感与思想深度。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AI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插上了翅膀。AI让想象力得以更低成本地翱翔，让表达拥有了更丰富的可能。然而，翅膀属于鸟，方向属于人。媒体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必须坚定地划定伦理红线：AI是工具，人是目的。

媒体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恰在于AI难以企及之处：价值观的判断、社会责任的担当、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情能力。这些基于生命体验与历史积淀的“人的能力”，是技术暂时还无法跨越的护城河。因此，AI参与创作应严格限定于“过程”之中。它的起点是人的发起，它的终点是人的裁决。

媒体应积极倡导并践行AI标识规则，清晰区分AI在创作中的介入程度：是完全生成，是辅助润色，还是仅为灵感激发？对于历史、科普、时政等严肃题材，更应秉持审慎原则，因为在这些关乎真实与公信的领域，任何技术的幻觉都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技术应用的核心应是“赋能而非取代”，必须在拥抱创新的同时坚守伦理底线，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文艺创作的高品质发展。

在技术赋能方面，应鼓励将AI作为创作辅助工具，用于素材收集、创意激发、形式优化等环节，提升创作效率与表达效果；利用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文艺体验，丰富呈现形态，让用户获得更具代入感的审美体验；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创作趋势与用户需求，为创作者提供精准参考，避免盲目创作与同质化竞争。

同时，要划定伦理红线：一是真实性底线，拒绝使用AI生成虚假、误导性内容，避免技术滥用导致的内容失真；二是版权保护底线，厘清AI生成内容的权属界定，严厉打击抄袭、盗用等侵权行为，切实保障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三是人文精神底线，始终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防止技术理性挤压人文价值，引导创作者在技术应用中坚守真情实感，让作品始终保持温度与灵魂。

主持人：面对新大众文艺的多元形态，传统评价标准常显乏力。媒体能否利用其连接专业与大众的独特优势，推动形成新的评价共识？例如，通过设立权威奖项、发布数据分析报告、组织跨界研讨等方式，逐步构建一套多元、动态且具公信力的评价维度，为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极度多元，在带来百花齐放生动局面的同时，也导致了评价标准的模糊。媒体通过组织各方观点的表达与辨析，通过举办论坛、组织展演展播、推出新大众文艺年度发展报告等路径，在形成新大众文艺评价标准等诸多维度的最大公约数方面，大有可为。中国文联正在推进《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中国文艺网的报网融合工作。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已经连续推出三本《中国网络文艺发展报告》，鉴于网络文艺是新大众文艺最为典型的样态，这一系列发展报告，从“史”和“论”两方面，为厘清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脉络、本体特征、问题症候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口。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媒体凭借连接专业圈层、大众受众、创作主体与产业端的中介属性，是破解传统文艺批评在新大众文艺领域式微困境、推动形成行业评价共识的重要渠道。传统文艺批评的失效，本质是双重错位：一方面是话语体系与互联网语境下的创作实践、大众审美接受习惯错位，难以形成有效传播与价值引导；另一方面是固化的评价标准与全民创作、技术驱动、圈层化传播的新形态错位，导致行业易陷入“唯流量论”的单一评价陷阱，亟须一套兼具专业性、公共性、适配性的评价标尺。媒体推动评价共识构建，核心定位并非替代专业批评或盲从大众流量，而是搭建多元主体平等对话的公共平台。一是以常态化跨界研讨打破话语壁垒，联动文艺评论家、一线创作者、平台方、受众代表与产业研究者，将圈层化话语转化为公共对话，筑牢评价共识的基础；二是以持续的行业数据分析报告重构评价维度，跳出唯播放量、点赞量的单一数据陷阱，建立涵盖原创价值、审美格调、公共影响力、长效传播力的多维度评价体系，以质化与量化结合的方式为行业提供清晰的价值参照；三是以公信力奖项强化标杆引领，可设立“大众提名+专业评审+公共价值评议”的多元评审机制，发掘推介兼具传播热度与思想内涵的优质内容，让评价共识从行业理念转化为实践导向。这套评价体系也并非固化不变，媒体需跟进创作实践的迭代动态优化评价维度，始终守住文艺创作的人文内核与价值底线，推动新大众文艺从流量驱动转向品质与价值驱动。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多元与包容。来自不同圈层、秉持各异理念的创作者与受众，共同构成了这片蓬勃生长的文化生态。面对这样的新生事物，传统的文艺批评也必须将视野放宽，不再执守单一标尺，而是躬身入局，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而非居高临下的审判者。

媒体的使命，在于推动共建一套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我们要搭建开放的对话平台，邀请创作者、平台方、专家学者、资深用户与普通观众，让各方声音平等相遇、充分碰撞，在讨论中逐步凝聚成动态的评价共识，逐步形成新大众文艺的“评价坐标”。在此过程中，媒体要充分发挥连接各方的优势。专家的学养积淀不可或缺，但我们务必营造平等对话的氛围：媒体与专家都不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审视那些尚显稚嫩的创新萌芽。因为许多日后长成参天大树的创作，最初可能只是一株不被理解的野草。

评价不是为作品盖棺定论，而是为成长提供养分。保持谦逊，保持开放，这是新评价体系的起点。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连接大众与专业的桥梁作用，打破单一评价逻辑，引领行业从“流量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型。可以通过设立具有公信力的评选活动、发布行业发展报告、开展跨界研讨等方式，推广科学的评价标准。新华网举办了新华网文创设计大赛等赛事，给予普通创作者高曝光展示平台，纳入到新华网优质内容展示体系，让优质作品获得专业认可与大众关注，促进行业形成“流量与价值并重、专业与大众兼顾”的评价共识。

主持人：在算法定义可见性的当下，媒体平台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社会效益与流量分发的平衡，从而打破信息茧房？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媒体在新大众文艺的平台格局中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拥有自主权的内容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是寄居于各大平台的普通创作者。

作为平台，媒体的核心责任在于破除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我们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欢迎多元的创作生态——不追逐单一赛道的流量垄断，而是用“反垂直”的推送逻辑，让历史爱好者偶遇先锋艺术，让汉服圈层碰撞电子音乐，在用户的信息流中制造“不期而遇”的文化惊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尝试建立一套超越点击量、完播率的内容价值评估体系，纳入由专业编辑、领域专家共同定义的标签维度，如“史料价值”“审美创新”“文化传承”等，让算法的冰冷效率获得人文的温暖校正。

作为创作者，我们既要吃透平台算法的规则，也要对平台算法保持清醒警惕。从自身做起，拒绝陷入“流量逻辑”的陷阱，始终将内容的营养密度、审美格调与创新价值置于首位。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发声，敢于对算法不合理的平台说不。要用行动证明，媒体的尊严不在于被分发的位置，而在于发出的声音是否值得被听见。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算法是新大众文艺传播的核心引擎，平台的责任不仅是技术赋能，更要通过算法优化实现“算法向善”，优化算法导向，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将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原创性植入算法内核，打破“流量至上”的单一逻辑。

在内容推荐体系中，应将“文化内涵”“原创度”“大众口碑”纳入核心指标，弱化单纯的播放量、点赞量权重，为非遗创新、基层创作、小众艺术等优质内容设置算法加权，让农民诗人的诗句、民间戏曲创新作品等获得远超自然流量的曝光度。

在打破信息茧房方面，可以通过人工干预与算法优化相结合，定期向用户推送跨圈层、跨类型的优质新大众文艺作品，例如为短视频用户推荐优质网络文学，为音乐爱好者推送非遗创新作品，丰富用户的审美体验，推动文艺生态的多样性发展。同时，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低俗内容快速清理机制，组建涵盖文化、法律、技术领域的专业审核团队，强化多模态内容的审核，定期开展内容生态治理，杜绝猎奇化、低俗化创作传播，守护新大众文艺的品质底线。

主持人：新大众文艺繁荣需跨界滋养。媒体如何发挥“连接器”功能，促成新大众文艺与旅游、教育、城市品牌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有哪些成功的“文艺+”跨界案例，其关键推动因素是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江红：媒体的“连接器”功能核心在于，以内容叙事激活跨界资源，以平台聚合构建合作网络，以技术应用创新体验，以价值引领优化生态。成功案例表明，当媒体深度介入“文艺+”跨界时，不仅能提升经济效益（如旅游消费），更能增强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实现“叫好又叫座”的可持续模式。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媒体在IP孵化、技术赋能、全球传播中的枢纽作用，推动新大众文艺成为社会发展的创新引擎。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荀潇：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媒体的角色早已超越观察者与报道者的边界。我们必须成为发现者、培育者、践行者——俯下身子，贴近泥土，用最敏锐的触角去感知新生的脉动。

作为发现者，我们要在众声喧哗中识别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创作者，为他们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创新获得应有的回响。专业的嗅觉，不是高高在上的扫描，而是蹲下来仔细观看的凝视。

作为培育者，我们要为萌芽中的创作者遮风挡雨。在新生的脆弱期，一句鼓励胜过万句批评，一份包容胜过严苛审视。媒体的温度，往往决定着创作生态的冷暖。

作为践行者，我们要深度参与策划，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繁荣的养分。结合媒体优长，促成科教文旅体与地区发展定位的有机融合。在连接多方的基础上，为跨界合作保驾护航，确保文化品质与传播效能同频共振。

发现、培育、践行，三者构成媒体在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完整使命。我们要做的，不是建造一座高耸的灯塔，而是成为一片能够滋养百花齐放的土地，让真正长在土里的花，都能开出属于自己的春天。

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总经理段世文：新大众文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跨界资源的滋养与产业生态的支撑。单一的创作维度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必须通过跨界融合打破行业壁垒，构建“文艺+”的全产业链生态，让创作、传播、消费、衍生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

在“文艺+文旅”融合实践中，新华网以品牌活动为纽带，依托莫干山世界品牌大会、太阳岛企业家年会、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等高端平台，举办主题分论坛，邀请文艺创作者、文旅从业者、政策专家共同探讨地方文旅融合路径。这既为文艺作品提供线下落地场景，又以文艺赋能地方文旅品牌升级，实现文化传播与旅游发展双向共赢。

在“文艺+科技”融合实践中，新华网以技术丰富新大众文艺的表现形态与体验场景，依托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了VR卡丁车、《哪吒5DVR》等沉浸式文旅项目，将新大众文艺的互动性、参与性与科技的沉浸感相结合。

在“文艺+城市品牌”融合实践中，新华网立足地方文化特色，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城市文化IP共建，与陕西西安开展文创IP落地合作，开发兼具城市辨识度与大众审美性的文创产品、文艺展演等内容。同时，通过新华网全媒体矩阵传播，既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供给，又助力城市文化品牌的年轻化表达与传播升级。（执笔：新华社研究院中国记者编辑室主任、高级编辑李勇华，新华网文化产业中心记者李欣、王坤朔）